农民工为何躲不过岁末讨薪“劫”?

2019-11-22 04:14栏目:云顶农业

1991年王晓荣退伍,不久就参加四川大学法律专业自学考试,1997年获得本科文凭。“我的初衷是要用所学法律知识,为弱势群体维护权益。”王晓荣说。2003年,四川华西农民工救助中心巴中分中心成立,王晓荣终于称心如意,有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

  针对此事,巴中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副主任王晓荣表示,非常理解讨薪人员的无奈,但希望农民工在遇到类似情况时,首先应向当地劳动仲裁部门求助,也可以向当地住建部门和政府部门反映,还可以向当地农民工维权中心寻求支援,“千万不要采取过激行为,酿成一些不必要的悲剧。”(记者余开洋陈连波)

四川是人口大省,农民工总量居全国前列,每逢岁末,农民工讨薪都是一大难题。来自四川省人社厅的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该省劳动监察查处欠薪案件3.18万件,因欠薪引发的举报投诉案件、劳动争议案件和集访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压力较大,而在2015年该省劳动监察受理的1.2万欠薪案件中,有44%来自于建筑业领域,其中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用工不规范等是导致农民工工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主要原因。

事情源于2014年,当地修建一座大酒店。工程于2016年竣工并投入使用,但业主以35个卫生间存在质量问题为由硬要扣除76.2万元农民工工资尾款,不仅如此,还强迫农民工代表写下“农民工工资已结清”及“因偷工减料自愿承担赔偿责任”等字据。

  来源:新华网

为了让农民工不为欠薪、讨薪发愁,每逢此时,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都会集中采取措施,掀起一场场“清欠风暴”。然而,年年清欠年年欠,农民工讨薪已经成为了一道久治不愈的顽疾,在许多一线维权律师和劳动法律专家看来,并不是一日、一月、一年累下的“债”。

16年来,该机构共为6万余名农民工成功索赔及讨薪8.3亿元,仅2018年就为农民工成功追讨工资1.1亿元。化解各类群体性事件60余起,协助劳动监察部门督促80余家建筑企业为4万余名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共接待来信来访及政策咨询近10万人次。

  据巴中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大海介绍,19日下午6点左右,他们得到通知后,于20日上午9点钟到达河北冀州,首先赶往了工人们的居住点与他们见面并安抚家属情绪。随后,与当地政府及时取得联系,了解相关情况,为在外务工的巴中籍农民工提供帮助。

《刑法修正案》明确恶意欠薪入刑,最高将处七年有期徒刑。

“从2011年起,农民工伤残死亡事件渐渐少了,而欠薪事件越来越多,特别是2013年起,因全国房地产行业下滑,各类欠薪事件层出不穷。”王晓荣说,有的欠薪事件追根溯源要推到四五年前,2018年7月,他们在甘肃省甘南州处理的一起最为典型。

  据了解,事件发生后,巴中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高度重视,并立即作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妥善处理,为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一方面,由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王晓林主任带队,由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三级援助律师组成的律师团,赶赴河北冀州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了解真相,依法维权。另一方面,巴中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工作小组,积极为讨薪坠亡女孩家属提供相应帮助和法律服务。同时,南江县组建了由司法、人社部门及八庙乡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赶赴河北冀州,依法为在外务工的南江籍农民工提供相应帮助。

“这些天接到的讨薪案子太多了,忙不过来。”

实践中,巴中摸索出“3 1”维权经验。即“代理投诉、公函引路、依法调处 维稳并重”。袁闻聪解释说,所谓“代理投诉”,即接到农民工维权求助后,首先由市维权中心向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或事发地省、市长网上公开信箱反映情况;所谓“公函引路”,即市政府开具“巴中市政府介绍信”,维权工作组携介绍信赴异地现场维权,以此作为引起当地党政部门重视的“敲门砖”;所谓“依法调处”,就是维权工作组依法开展调处工作,合法权益决不让步,合理诉求据理力争。

  1月19日,巴中市南江籍13岁女孩为父讨薪,从河北省冀州市的一栋新建16层高楼坠下身亡(四川新闻网曾报道)。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巴中市及冀州市两地政府的高度关注。20日,四川新闻网记者获悉,该事件已基本得到解决,工程方已将拖欠的89万元打入冀州市住建局公共账户,相关善后工作正有序开展。

1月26日,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杜伟对着办公桌上的一摞材料发愁,“更棘手的是,这种集中式的清算,很难满足大多数农民工在节前讨回工资的诉求。”

此外,巴中还作出一些规定,比如,维权人员外出实地维权,至少要保证有2人同行;可能遭遇人身安全威胁的,公安部门要派出干警随行保护;市政府每年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为维权人员安排一次体检;维权人员生病住院,市主要领导要亲自带队探望等等。“这些措施,不单单是对维权人员的关心支持,更是要凝聚强大的维权力量,为广大农民工朋友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保护城墙。”何平说。

  冀州市政法委王秘书长告诉四川新闻网记者,事情发生以后,冀州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了协调会,并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处理此事。目前,开发商、承建商等已经表示了诚恳道歉;同时,通过多方沟通和交流,已于20日凌晨将余下的89万元工程款(含工资款)打到了冀州市住建局公共账户。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可凭身份证和工资表等相关证明,到冀州市住建局领取工资。针对小女孩坠楼事件的善后工作,也正在展开。

一件刚刚办结的讨薪案件,同样令杜伟和他的法援团队十分郁闷。2015年4月,91名农民工在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的迅捷通讯城从事装修工作,由于发包单位与转包公司出现工程争议,导致51.8万余元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同年7月,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接手办理该案,历时5个月后,法院判决农民工胜诉,但眼看时间过去了近两个月,91名农民工资何时能够拿到手仍未有准确信息。

作为农民工输出地,巴中市市长何平说:“人民政府为人民,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依法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是政府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面对农民工求助事件增多趋势,我们充分整合司法、行政、群团、协会组织的力量,联手开展维权工作。”

据记者了解,寻求法律援助,几乎是许多农民工维权的最后一道保障。“到这里的案子基本上都是穷尽了所有办法后,才来试一试。”杜伟告诉记者,他们接手的案子中,有相当部分都是陈年旧案,年底各部门都在集中开展清欠行动,很多农民工了解到后便想借这个势头赌一赌看能不能讨要到工资。“因为处理时间长,证据意识差等原因,对农民工来说,走诉讼渠道仍是十分艰难的一条路。”

什么又是“维稳并重”呢?袁闻聪说,就是坚持“维权与维稳并重”,针对讨薪者爬吊塔、围堵政府等过激行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刑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法》宣讲,“以案说法”对农民工进行法律知识培训。“这套办法很有效,既破解了异地维权可能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又阻止了恶性讨薪事件发生,使得95%以上的求助案件得到妥善解决。”

杜伟向记者提起了两件令他十分“窝火”的讨薪案件。

另外,王晓荣认为,农民工被欠薪也有主观原因,其自身法律、风险意识淡薄,有时明知对方拿不出钱,或是知道工程涉及复杂利益关系,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承接,到最后,处于利益链条最底端的农民工,权益受损往往在所难免。

事实上,四川省针对上述问题早有对策,一方面落实主管部门责任,解决建筑劳务“以包代管”、欠薪治理“权责分治”等体制机制问题,同时实行农民工工资由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直接发放,避免工程款纠纷侵害农民工权益;完善农民工工资发放实名制,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完善劳动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打击恶意欠薪现象等。

工程所在地为山东省梁山县,最初系江苏一个企业家借山东某大型建筑公司的资质拿下工程,然后通过民间融资动工修建,期间因债务关系,工程又以抵债方式转给另外三个人,这三个人不懂工程,于是另外请人总负责,随即因资金链断裂导致欠薪。

“一件讨薪案打了7年才尘埃落定,有多少农民工能够承受7年的维权成本?又有多少农民工能够在讨薪路上坚持7年不放弃?”

王晓荣一去,对方就振振有辞拿出这些字据。于是他反问:“工程经过验收了吗?”对方答:“不验收我怎么开业?”接着王晓荣说:“既然已经开业使用两年多,怎么会存在质量问题?”后经调查,所谓质量问题纯属业主方鸡蛋里挑骨头,故意找茬。面对来自业主的压力,王晓荣没有退却:“身上的光环不能成为你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理由!作为党员,你应该带头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规定!”一席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次日对方如数兑现76.2万元的款项。

“老板不给钱,现在连人都找不到,电话也不接,谁能帮帮我们?”

回到巴中,王晓荣立马住进医院,后确诊为颅内出血,立刻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家属,病人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经过6次脊柱穿刺及其他治疗,王晓荣总算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

法律挺“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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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持续关注农民工“讨薪难”

2017年,王晓荣处理一起涉及827名农民工被拖欠3600余万元工资的事件。经过深入调查,他发现农民工时常被欠薪的主要原因。

可在杜伟这里,一边是许江这样的旧案原始证据保留不足、材料组织不够清晰,处理起来十分棘手,另一边新案频频,集中堆积到一起,更无法集全部精力专攻一案。

多年维权实践,巴中总结出十分宝贵的“3 1”维权经验。巴中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袁闻聪说,除此之外,“巴中经验”离不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也离不开一位领军人物长期以来心系弱势群体的敢于担当。

企业太“霸蛮”

作为农民工输出大省,早在2003年,四川省委农工委就组织成立四川华西农民工救助中心,并在各市、州组建分中心。转眼十多年过去,维持至今且运行良好的非巴中市莫属。2017年5月,已更名为巴中市农民工维权中心的该机构由巴中市委农工委整合到巴中市总工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副县级事业单位,编制从4个增加到7个。

2007年,仁寿县66名农民工被一家建筑安装公司拖欠工资30余万元,四川省法援中心将此案起诉到法院,但不知什么原因,该案始终没能开庭审理。2009年,该公司向农民工支付部分工资,2013年,在法援中心努力下,法院判处涉事公司足额支付农民工剩余欠薪,但该公司并没有立即执行法院判决,此后经法院多次调解,该案才得以终结,66名农民工在2014年收到全额工资款项。

16年来,王晓荣经手的农民工维权行动成功率在95%以上。2016年,110余名巴中农民工在山东省宁阳县一工地被拖欠工资300余万元,王晓荣受命前往。经查,系开发商实力不足,资金链时常断裂,导致数次停工。谈判席上,当地建管部门一领导声称:农民工故意拖延工期,不服从管理,欠薪有理由。闻言,王晓荣没有客气:“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助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恶劣行径……”说话间,他感觉头痛欲裂,但他还是坚持与对方唇枪舌战,直到成功帮农民工要回血汗钱。

年终岁末,又到了农民工讨薪的高发期。去年,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一些地区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数量和拖欠金额有所提升。有数据统计,2015年前3季度,全国共发生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11007起,比上年同期增长34%。

“资质挂靠和层层转包,这是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王晓荣说,在他经手帮助农民工讨薪的案例中,这种案例占比超过70%,“这些案例中,有的业主单位或者开发商,除了一块地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开始收取保证金招揽建筑商垫资修建,拿到工程的建筑商便以收取管理费和保证金的方式将工程转包,接下来便是层层收取保证金层层转包,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必然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农民工去讨薪便层层推诿。”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被列为做好农民工7项工作之首。

“有些人钻法律空子,工程完工却以种种理由不办决算,导致农民工明明工资被拖欠,但无论走到行政执法部门还是司法部门都无法被受理,因为缺乏白纸黑字明明白白欠薪的证据。”王晓荣说,这种因企业家主观恶意而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也是常见原因。《刑法》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真正因此入刑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就在这里。

农民工“没招”

巴中市总工会主席袁闻聪介绍,根据最新数据统计,巴中市外出务工人员有119万人,其中季节性务工52万人。近年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不同程度侵害。

看着办公桌上为该案准备的超过1米高的300余份诉讼和证据材料,杜伟长叹道,“出苦力挣血汗钱难,拿不到工资维权难,打官司过程难,好不容易胜诉了,又遇上执行难,这里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治,农民工的日子永远不好过!”

图为巴中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工作人员向农民工发放追讨回的工资。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此人就是巴中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副主任王晓荣,为农民工维权走遍大半个中国。2015年,王晓荣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总工会推进十项维权机制建设,共清理补发农民工工资430多亿元。

对于农民工的求助,巴中坚持“有求必应、有困必帮、有难必助”。“在帮助方式上,我们实行因地制宜、因案施策,涉及人数少、拖欠金额不大的,给予维权指导,向事发地电话协调、发函促办,确保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对10人以上的群体欠薪和重大伤亡案件,我们就派出维权工作组实地维权。”袁闻聪说。据悉,经巴中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签批的农民工维权求助信函达400余件次,并全部由巴中市农民工维权中心成功处理。

“平时不诉不究,节前突击治理,能产生多大效果?农民工迈不过的岁末讨薪‘劫’,真不是一天累下的‘债’,唯有从治根治本出发,才能为农民工撑起真正的保护伞!”四川大学法学博士后李昌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农民工薪资年年清欠年年欠的问题,一方面说明相关部门在解决农民工欠薪的姿态上,常态化、制度化的作为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劳动者的持续弱势,“在法律法规已经日趋完善的今天,不仅要提升劳动者的法律和权益意识,但更根本的是要让企业经营管理者、政府部门官员提升人文和法律意识,但就这一点而言未来路还很长。”

如何解决农民工被欠薪的老大难问题?王晓荣认为农民工输入地要认真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加强建筑市场行业监管力度,建议将农民工权益保障列入各地目标管理体系,实行一票否决制,加大恶意欠薪及失信、违约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大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打击力度。

“低成本违法、高成本维权,已经成为当前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的一个顽疾。”

“巴中经验”破解老大难

成都市双流县农民工许江,便是在这场清欠风暴中前来“碰运气”的其中一员。2014年他所在劳务班组结束了成都郫县蓉树园项目工程后,因承包方与劳务公司之间未完成结算,他和300余名工友至今没有拿到工资。在这一过程中,劳务公司与承包公司间互相推诿,各相关部门也迟迟未给出解决方案,半个月前他经别人介绍,来到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递交了讨薪材料,期望能够拿回血汗钱。“总应该有地方为我们说句公道话!”说这话时,许江明显底气不足。

“留给农民工的只有等待。”杜伟摇头无奈道,“陈案、新案前赴后继,农民工欠薪问题就像个没完没了的死循环。”

自2015年11月至今,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每天都能接到农民工讨薪的咨询、求助电话。据杜伟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由农民工法援中心接手的讨薪案件较去年明显增加,眼下,他与团队同时在推进的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的农民工讨薪案件达50余件,他很无奈地说,“农民工很无助,但我们的力量确实有限。”

“但是,最重要的是,好政策真正能落实到位,否则欠薪问题永远得不到根治。”杜伟告诉记者,此前他办理的农民工欠薪案件中,经常遇到实际未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建筑工程,依然能够大张旗鼓开工,农民工被欠薪后无法通过这一制度获取保障。“这些摆在眼前的现实案例让我们感到疑惑,相关执法和监管部门是否真的做到了尽职尽责?”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努力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杜伟自2007年进入四川省农民工法律维权中心工作,至今着手办理了大量农民工讨薪案件,深知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久治不愈”的问题所在——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层层转包、用工不规范,行业秩序混乱,导致农民工维权困难重重。

“两年了,我们在新疆打工的工资到现在也没有着落,该怎么办?”

“有些案子诉讼程序周期太长,有些即便打赢了,农民工也未必拿得到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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